大鸣大放，大鸣大放

世人皆知，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北师大女子附中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成为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然而，在不了解时间全貌贸然将仁人志士的死推给“四人帮”，借此全面否定文革就是一种片面的思潮、错误的论调。须知，十年间发生了不少势力盘根错节的问题，投机者、革命者、理想家、资产阶级、境外势力发生了可悲可泣的博弈，最终因为太阳落山才达成了这样不算结果的结果。

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总会发现很多反直觉的点：北师大女子附中柔弱的女学生是如何打响文革校园流血的第一枪呢？须知，在66年的广播中便已明确指出“不要武斗要文斗”。她们是如何举起物理或文学的武器攻讦昔日的恩师呢？下面我罗列了一部分的历史资料，供读者自行参考。

卞仲耘其人

卞仲耘，安徽省无为县人，生于1916年。她的父亲原先很穷，少年时到钱庄学徒，渐渐积累经验自己开了一家小钱庄逐渐致富，后来当上了县商会会长。卞仲耘长大时家庭已经比较富有。（出身不好，但不是受攻击的主要原因）

1938年春天，卞仲耘随同安徽省芜湖女中师生迁移到长沙。倾向进步的卞仲耘来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学习的请求，当场填写了表格。这时又有热心抗战的同学拉她参加奔赴前线的“战地服务团”，她很快来到了武汉投身抗日宣传，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但是卞仲耘希望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热忱给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党组织将她作为培养对象，后来确定，卞仲耘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38年填写去延安表格之日算起。经历武汉会战后，卞仲耘所在战地服务团进入国民党第31师进行宣传，逐渐转至大别山区。战地服务团中有许多中共党员，他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卞仲耘。

1940年，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无法坚持。卞仲耘打算继续上学深造，遂考入已迁移到陕南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

1941年，她在那里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地下党组织很快被国民党破坏，有的地下党员被捕，卞仲耘等一批学生被校方勒令退学。党组织负责人要卞仲耘立即离校，前往内地大学继续求学。于是她来到了成都，进入燕京大学经济系继续求学，后转入齐鲁大学。（前一年才发生过反共高潮，后一年加入组织，真乃志士也！）

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共产党的解放区，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又在华北局《人民日报》从事编辑、创作工作。

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中共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这也是她收到攻击的原因）

1966年夏，卞仲耘被红卫兵（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学生）打死。

遇难经过

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来“造反”的学生，斥令校领导全部“靠边站”，全校师生主要以开批判会、写大字报等方式开展“革命”。一些附中女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其他4位校领导站在台下。上台发言的女学生呈气愤填膺状，不时挥拳呼喊口号。批判发言时，突然有学生手持军事训练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刚刚倒地，又有人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

批判会后，心情沉重的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

8月4日，师大女附中出现了红卫兵们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情况，她们强迫那些不幸的学生交代“反动思想”。

同一天下午，红卫兵闯进几位校负责人办公室，用皮带抽打了他们。

王晶垚主张妻子立即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暂避一时。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认为天南地北都是中国，天罗地网无处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为了人的尊严，我决不能逃走”。

王晶垚又劝说了几句。卞仲耘外柔内刚的性格此时显现得格外鲜明，她最后对丈夫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第二天早晨，家中保姆对卞仲耘说：“别去学校了。”但是忠于职守的卞仲耘还是走向了学校——那是她的岗位。
这天早上，倒是同为师大女附中副校长的胡志涛赶到北京市委，找到熟悉的分管文教负责人，报告说在师大女附中，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但她得到了无奈的回答：“你先回学校去吧。”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斗争了学校的5位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首当其冲。
下午2时左右，女附中一个班的“红卫兵”突然聚集起来“斗争黑帮”，冲到正在打扫厕所的副校长胡志涛跟前。胡志涛对学生说，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如要开批斗会，要事先报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就是说，红卫兵不能自作主张地斗争校领导。

红卫兵将学校5个负责人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了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接下来，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大批判”会立即开始了。（只带帽子但不批判具体原因，不表明斗争诉求与需要，为了斗而斗是何处的授意？只怕是聪明过头人士的政治资本。）

红卫兵们草草“批判”了几句，就将被斗者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他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里的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5位教师被赶到小操场，要他们停下来劳动，挑走那里的一堆沙子。红卫兵自己动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里装满沙子，用铁锹拍了又拍。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里挑得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

女附中的教师们吓得缩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5名校领导孤立无援地迎受狂热女生的殴打，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

一路上乱棍如雨，殴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带有钉子的桌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这场狂热语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续两个多小时，被批判和殴打的教师完全没有抗辩可能。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终于失去知觉，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不可否认，群众受到蒙蔽做了罪恶的事情）
毕竟有人看出卞仲耘性命攸关，结果叫来一个校工和语文教师林莽，将她搬上平时推垃圾的手推车。红卫兵们继续批斗神志还清醒的另外4人。

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的卞仲耘胳膊红肿，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胡志涛挣扎着对身边的红卫兵说，她有生命危险，要马上送医院！

红卫兵却对胡志涛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接着将她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残酷的批斗会终于进入尾声。有校工将载着卞仲耘身躯的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附近，因为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就将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

这时，红卫兵渐渐散去，有人到邮电部医院请来医生急救。医生在晚上7时左右赶来，见状即将卞仲耘抬往医院抢救，但这时的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她的生命在50岁时突然结束，甚至来不及发出抗争的呐喊，来不及留下遗言。

凶手是谁？

2004年，王友琴又发表了《卞仲耘之死》一文，直指宋彬彬是导致卞仲耘死亡的红卫兵暴力事件的负责人，证据是在邮电医院为抢救卞仲耘而向医院作保的七人名单，称“这七人中有六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但宋彬彬回应，七人名单的首位是老师李松文，宋彬彬的名字则排在最后。

在此次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主题聚会上，宋彬彬的原话是“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事实上，关于卞仲耘的死与宋彬彬的关系，直至今天依然争议不断，一如当年不到二十岁的孩子到底应对文革负有多大责任，没有定论。同情宋彬彬的人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罪责不应该由一个人来背负一生。

网友“楚人老k”评论，“宋彬彬只能算是那场浩劫中随波逐流的小鱼小虾，真正的罪人却从未被钉上耻辱柱。所谓某某帮，没有一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决策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也认为，“在很少忏悔，也很少接受忏悔的国度，这已经很不容易。宋彬彬是批卞校长的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但并无证据表明她直接参与了打人。”

宋彬彬其人

伤痕文学喜欢把红卫兵的可憎者归为趋炎附势又头脑“聪明”的市民形象，但宋彬彬可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宋彬彬，女，1947年生，宋任穷之女。曾因一张给毛泽东戴红袖章的照片闻名全国。文革后赴美拿到地球化学博士，1989-2003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后加入美国国籍。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要不说人家活明白了呢？在国内起到应有的作用之后该润就润了，这是绝对的投机主义者行径。而宋任穷又是谁？人家可是开国上将。开国上将的女儿打响了文革流血斗争的第一枪？就结论而言似乎是这样的，倒也与艾圣所言之“文革打砸抢的都是些高干子弟得到授意才这样做的”言论相符。

宋彬彬在8月5号打杀卞仲耘当晚，在北京饭店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死因。吴德是什么人？他在76年毛主席去世后坚定的站在了邓公一派，协助清算了四人帮，按理说他应该对文革深恶痛绝才是。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向毛泽东献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答：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说：“要武嘛”。 当天下午光明日报记者来校采访了她。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学生代表亲献袖章，一般人哪有这机会啊？到底是谁为了表忠心还是谁安排谁去领免死金牌，其未可知。

然而，这段历史后来遭到了宋的否认，包括其更名宋要武的“历史”。当然嘛，姑娘家家叫这么个名字也确实不好看。结合毛在66年广播的不要武斗要文斗方针，我推测他可能说的是“要武吗？”。然而主席后来并未就此文章发表更正性质的评价，这也说明了一定的问题。所谓“矫枉必须过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底要不要武？这就不是一个可以忽略时代情景可以直接给出的一般性“建议”。

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

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文章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2003 年，原北京101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卡玛（美籍）在美国拍摄了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未在中国正式上映）。宋彬彬接受采访，第一次公开声明，文革中她从未参与过打人、抄家、破四旧等暴力行动；《光明日报》署名宋要武的文章，事先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宋彬彬否认文章为本人撰写，也未授权记者代笔。
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威力下最多只是一枚棋子，她算是得到了善终。当年的邓派基本都是这样。

2014年，现年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指摘宋彬彬等人掩饰当年恶行，强调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宋彬彬是哪一派的枪杆子？

刘少奇、邓小平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急忙召集各部负责人会议，违背毛主席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擅自决定给各校派工作组。说什么：“没工作组不行，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夺权单位要派，群众起来原党委失去信任的也要派。”“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刘少奇还忧心忡忡地对胡克实说：“我要离开北京几天，你们要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啊！”他们把北京抓在手里，企图搞成一个“样板”，向全国推销。
　　陈伯达等同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坚决反对派工作组去镇压群众运动，坚决抵制刘邓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刘邓武断专横，排斥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
　　于是，他们到处调兵遣将，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继六月五日张承先进驻北大建立临时政府后：
六月五日，邓小平派工作组进了北师大附中；
六月六日，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进了北师大；
不错，北师大附中的工作组是邓公派的，这何尝不是一种加速主义呢？

7月下旬，毛泽东对刘邓的工作组表示不满。不久工作组被撤销，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在7月30日撤出学校。作为“保工作组派”的宋彬彬陷入了苦闷：“撤了工作组的感觉就像找不到组织一样……我不明白工作组怎么就成了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消防队，也不明白跟着工作组走怎么就犯了错误。”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提到过的内容：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其他4位校领导站在台下。上台发言的女学生呈气愤填膺状，不时挥拳呼喊口号。批判发言时，突然有学生手持军事训练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刚刚倒地，又有人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

那么毛主席对工作组不满的原因似乎很清晰了。文革覆水难收，不是某些人装傻充愣胡搞乱搞就可以“回心转意”的，也不是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毛主席就是要下刀，让人民群众用这把刀再分配新贵族阶级的利益。毛主席要搞老战友，分明就是要从根本上消灭红色贵族。

在那个年代，各式各样的人物、势力粉末登场，纵使毛主席有火眼金睛也难辨忠良。谁承想，对于华国锋批判邓小平时的一句首肯“你办事，我放心”竟成了前者将权力让渡给后者的圣旨？大年代留给后世青年学的东西还多着呢！